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杂剧在文学史和戏曲史上颇负盛名，被贾仲明誉为“新杂剧，旧传奇，《西厢记》天下夺魁”(〔凌波仙〕吊词)。作为崔张故事的改编本，该剧充分发挥杂剧文体的特点，将抒情与叙事紧密结合，于小说、诸宫调之外，另塑典范。其中值得关注的改变，是对“春”与“秋”的时间框架的设定，所谓“《西厢记》谓之《春秋》，以会合以春，别离以秋云耳”(李开先《词谑》)。
回溯崔张故事的流变，作为故事源头的唐传奇《莺莺传》虽然提到了春、秋，却并没有强调春与秋的季节特点与故事发展、人物情感的关系。李绅的《莺莺歌》注意到春天的背景，把莺莺的身姿和芳草花时相联系。宋人的相关吟咏如赵令畤《蝶恋花鼓子词》、毛滂《调笑转踏》也只是借春景以抒情。无论诗歌、鼓子词，还是转踏，他们对春天的歌咏，均源于诗词所共同具有的抒情传统。
在崔张故事的流传过程中，对春天、秋天景色的大量歌咏是从《董西厢》开始的。金代董解元的《西厢记诸宫调》作为一部说唱作品，在改编崔张故事时，表现出对春天、秋天这两个季节的特别重视。其中有大量的曲词歌咏春天的思念、秋天的离愁。比如“联诗”以后的〔双调·豆叶黄〕曲：“薄薄春阴，酿花天气，雨儿廉纤，风儿淅沥。药栏儿边，钩窗儿外，妆点新晴：花染深红，柳拖轻翠。采蕊的游蜂，两两相携;弄巧的黄鹂，双双作对。对景伤怀恨自己。病里逢春，四海无家，一身客寄。”(卷一)清人焦循曾盛赞《董西厢》的曲词。但是，在《董西厢》中，作者虽然大量借助春天、秋天来抒情，却仍延续了《莺莺传》顺序交代事件发展时间点的做法，且春季、秋季反复出现。在《董西厢》中，“春”与“秋”是抒情的利器，并不具有结构的意义。
中国传统戏曲“合言语、动作、歌唱，以演一故事”。戏曲剧本的写作，如何演绎故事，如何“搭架”，一再为曲学家所强调，而对“时间”的处理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。王实甫在把莺莺故事改编为杂剧时，从表现崔张爱情这个核心出发，把“春”与“秋”确定为故事展开的时间框架，所谓“相见时红雨纷纷点绿苔，别离后黄叶萧萧凝暮霭”(第五本楔子〔仙吕·赏花时〕)。故事主人公在春天相见，在秋天送别。春与秋的季节更替与人物的聚散离合、剧本情节的推进嵌合为一体。
《西厢记》杂剧既把“春”与“秋”确定为故事的时间框架，故着意突出这两个季节，集中笔力于春日的思念、秋日的别愁。一方面，全剧花了大量的笔墨铺写春天的相遇、联诗、听琴、私会、秋日的离别。另一方面，在莺莺张生春宵私会的情节之后，杂剧虽和《董西厢》一样，随之表现老夫人发现了二人的私情，但《董西厢》在此处对情节多做铺展，写“拂旦，令红娘招生小饮”;写张生向法聪借钱为定物;写赴宴;写“后数日，生行”。杂剧则在老夫人责问红娘后，随即叫来莺莺、张生，并且要求张生第二天即上朝取应。整个剧本对故事的搬演就此迅速推进到“秋”，展开秋日的“长亭送别”。这不仅使得情节十分紧凑，而且也强调了“秋天”这个时间节点。对“春”与“秋”两个时间点的确定与着力表现，使《西厢记》杂剧中的崔张故事具有了一个贯通而清晰的脉络。
也正是在“春”与“秋”的框架下，剧本发挥传统文化中季节所蕴含的情感，利用杂剧“扮演”的特点，把春天、秋天，与人物的思绪紧密结合，借助曲辞，对人物的心事做细腻深入的挖掘。“春”与“秋”的季候，使杂剧中莺莺张生的爱情在抒情方面与诗歌传统充分衔接。传统戏曲的抒情性由此得到了很好的彰显。同时，剧本对“春”“秋”二季的表现又紧扣情节发展，让自然景色为剧情的展开服务。比如在故事的开始，《董西厢》是由叙述者来交代春天：“贞元十七年二月中旬间，生至蒲州，乃今之河中府是也……〔仙吕调·赏花时〕芳草茸茸去路远，八百里地秦川春色早，花木秀芳郊。蒲州近也，景物尽堪描。○西有黄河东华岳，乳口敌楼没与高，仿佛来到云霄。黄流滚滚，时复起风涛。”(卷一)但《西厢记》杂剧则是在莺莺出场时，让莺莺直接唱出心中对春天的感触：“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，门掩重关萧寺中;花落水流红，闲愁万种，无语怨东风。”(第一本楔子〔仙吕·赏花时〕)春日之景牵动莺莺的心绪。剧本用莺莺的唱词倾诉她在暮春时节的愁怀，落花飘零中的伤感，让观众在剧本的开始，就对人物有一种直接、感性的体味，也为莺莺随后的爱情萌动做出铺垫。
张生佛殿偶遇莺莺，一见钟情。《西厢记》杂剧写张生对莺莺的美好感受是“恰便是呖呖莺声花外啭”(〔胜葫芦〕)，是“若不是衬残红芳径软，怎显得步香尘底样儿浅”(〔后庭花〕)。写莺莺离去后张生的失落是“空余杨柳烟，只闻得鸟雀喧”(〔后庭花〕)。以春天的景致写张生的“意惹情牵”，表达他的爱慕之情。“心猿意马”的张生因此决定“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”。
“长亭送别”是杂剧中经典的一折。作为主唱的莺莺的曲词在对饯别时刻的摹写中，一再穿插对秋景的歌吟。“碧云天，黄花地，西风紧，北雁南飞。晓来谁染霜林醉?总是离人泪。”(〔正宫·端正好〕)秋空之高远，暮秋的西风、菊花、大雁、红叶，渲染着离别的背景，写出莺莺内心的烦恼与伤心。“下西风黄叶纷飞，染寒烟衰草凄迷”(〔脱布衫〕)，风中翻飞的黄叶、烟雾笼罩的枯草，点出秋日的凄凉，也映照着宴席上的痛苦与压抑。“夕阳古道无人语，禾蜀秋风听马嘶”(〔一煞〕)浩荡秋风中的马嘶，宣告着离别，也强调着孤独与寂寞。唱词成功融汇范仲淹《苏幕遮》、王勃《山中》、王安石《桂枝香》、李白《忆秦娥》等诗词的情感和意境，使感情的容量异乎寻常的丰厚，耐人寻味。送别情节的搬演、“愁眉泪眼”的莺莺形象的塑造，与诗歌抒情之美融合无间。
“长亭送别”之后，张生投宿于客店，睡梦中莺莺追赶而来。“董西廂”写张生客店梦醒后是“越越的哭到月儿落”，而杂剧则把《董西厢》对张生“哭泣”的描述改写为张生的唱词：“〔雁儿落〕绿依依墙高柳半遮，静悄悄门掩清秋夜，疏剌剌林梢落叶风，昏惨惨云际穿窗月。〔得胜令〕惊觉我的是颤巍巍竹影走龙蛇，虚飘飘庄周梦蝴蝶，絮叨叨促织儿无休歇，韵悠悠砧声儿不断绝;痛煞煞伤别，急煎煎好梦儿应难舍;冷清清的咨嗟，娇滴滴玉人儿何处也?”(第四本第四折)写秋夜穿过云层的月光，写风吹落叶之声，写促织的叫声、捣衣声，用寥落的秋景、凄切的秋声抒写张生的心情，借助梦醒后的所见所闻来表达张生的思念，丰满剧本对离别伤痛的刻画。
在《西厢记》杂剧对崔张爱情故事的表现中，红娘承担着重要的作用。剧中红娘的唱词亦时时和“春”与“秋”的时序相联系。在“董西廂”中，张生跳墙一段，是用叙述者的视角来写景：“夜深更漏悄，张生赴莺期约。落花薰砌，香满东风帘幕。手约青衫，转过栏干角。见粉墙高，怎过去?自量度。○又愁人撞着，又愁怕有人知道。见杏梢斜堕袅，手触香残红惊落。欲待逾墙，把不定心儿跳。怕的是：月儿明，夫人劣，狗儿恶。”(卷四〔中吕调·碧牡丹〕)但在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杂剧中，则改为红娘主唱：“(红云)姐姐今夜月朗风清，好一派佳致也……〔驻马听〕不近喧哗，嫩绿池塘藏睡鸭;自然幽雅，淡黄杨柳带栖鸦。金莲蹴损牡丹芽，玉簪抓住荼蘼架。夜凉苔径滑，露珠儿湿透凌波袜。”(第三本第三折)“淡黄杨柳带栖鸦”用贺方回《浣溪纱》词，而以“嫩绿池塘藏睡鸭”为对，不但天然巧妙，而且更突出了春日的烂漫色彩。剧本借助红娘的眼睛，由这位事件的参与者来描摹景色，写月朗风清下的池塘、睡鸭、杨柳、栖鸦。用嫩绿、淡黄的颜色，用牡丹芽与荼蘼架，写春色之美、春天的生机。然而，红娘的唱词是写景，又不仅仅是写景。美好的春色是张生跳墙赴约的背景，传达着一种愉悦的心情。同时，也与接下来的剧情反转构成反差。
王实甫在元代杂剧成熟、发展的时期，以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为主旨，重写莺莺张生故事，把《西厢记诸宫调》对春景、秋景的表现，加以重塑，转换为整个故事的结构脉络。以“春”与“秋”为故事的时间框架，把崔张故事放置于一度的“春”与“秋”的转换之间。从春天的相思，到秋日的离别，“思路不分，文情专一”(李渔《闲情偶寄》“结构第一”)，使故事的演述凝练、简洁，很好地吻合了杂剧舞台扮演的特性。而在“会和以春，别离以秋”的时间框架下，长于情辞的王实甫用杂剧这种当时盛行的大众娱乐形式，发挥传统文化中对节序的认知、诗歌中春思秋怨的积淀，强化借景抒情的表现手法。通过春景、秋景，把剧中人物的心事、心声透彻地传达了出来，使故事的敷衍具有了充沛的感情色彩，使杂剧的主题得到彰显。
可以说，《西厢记》杂剧发扬了戏曲的特点，借时序使抒情与叙事达成完美的融合，成就一种新的文本范式，一部“万载风流话本”(西蜀璧山来凤道人《新增秋波一转论》)。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，也由此成为文人杂剧写作的精致代表，成为中国戏曲史上的不朽经典。
(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简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