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杂剧在文学史和戏曲史上颇负盛名,被贾仲明誉为“新杂剧,旧传奇,《西厢记》天下夺魁”(〔凌波仙〕吊词)。作为崔张故事的改编本,该剧充分发挥杂剧文体的特点,将抒情与叙事紧密结合,于小说、诸宫调之外,另塑典范。其中值得关注的改变,是对“春”与“秋”的时间框架的设定,所谓“《西厢记》谓之《春秋》,以会合以春,别离以秋云耳”(李开先《词谑》)。

回溯崔张故事的流变,作为故事源头的唐传奇《莺莺传》虽然提到了春、秋,却并没有强调春与秋的季节特点与故事发展、人物情感的关系。李绅的《莺莺歌》注意到春天的背景,把莺莺的身姿和芳草花时相联系。宋人的相关吟咏如赵令畤《蝶恋花鼓子词》、毛滂《调笑转踏》也只是借春景以抒情。无论诗歌、鼓子词,还是转踏,他们对春天的歌咏,均源于诗词所共同具有的抒情传统。

在崔张故事的流传过程中,对春天、秋天景色的大量歌咏是从《董西厢》开始的。金代董解元的《西厢记诸宫调》作为一部说唱作品,在改编崔张故事时,表现出对春天、秋天这两个季节的特别重视。其中有大量的曲词歌咏春天的思念、秋天的离愁。比如“联诗”以后的〔双调·豆叶黄〕曲:“薄薄春阴,酿花天气,雨儿廉纤,风儿淅沥。药栏儿边,钩窗儿外,妆点新晴:花染深红,柳拖轻翠。采蕊的游蜂,两两相携;弄巧的黄鹂,双双作对。对景伤怀恨自己。病里逢春,四海无家,一身客寄。”(卷一)清人焦循曾盛赞《董西厢》的曲词。但是,在《董西厢》中,作者虽然大量借助春天、秋天来抒情,却仍延续了《莺莺传》顺序交代事件发展时间点的做法,且春季、秋季反复出现。在《董西厢》中,“春”与“秋”是抒情的利器,并不具有结构的意义。

中国传统戏曲“合言语、动作、歌唱,以演一故事”。戏曲剧本的写作,如何演绎故事,如何“搭架”,一再为曲学家所强调,而对“时间”的处理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。王实甫在把莺莺故事改编为杂剧时,从表现崔张爱情这个核心出发,把“春”与“秋”确定为故事展开的时间框架,所谓“相见时红雨纷纷点绿苔,别离后黄叶萧萧凝暮霭”(第五本楔子〔仙吕·赏花时〕)。故事主人公在春天相见,在秋天送别。春与秋的季节更替与人物的聚散离合、剧本情节的推进嵌合为一体。

《西厢记》杂剧既把“春”与“秋”确定为故事的时间框架,故着意突出这两个季节,集中笔力于春日的思念、秋日的别愁。一方面,全剧花了大量的笔墨铺写春天的相遇、联诗、听琴、私会、秋日的离别。另一方面,在莺莺张生春宵私会的情节之后,杂剧虽和《董西厢》一样,随之表现老夫人发现了二人的私情,但《董西厢》在此处对情节多做铺展,写“拂旦,令红娘招生小饮”;写张生向法聪借钱为定物;写赴宴;写“后数日,生行”。杂剧则在老夫人责问红娘后,随即叫来莺莺、张生,并且要求张生第二天即上朝取应。整个剧本对故事的搬演就此迅速推进到“秋”,展开秋日的“长亭送别”。这不仅使得情节十分紧凑,而且也强调了“秋天”这个时间节点。对“春”与“秋”两个时间点的确定与着力表现,使《西厢记》杂剧中的崔张故事具有了一个贯通而清晰的脉络。

也正是在“春”与“秋”的框架下,剧本发挥传统文化中季节所蕴含的情感,利用杂剧“扮演”的特点,把春天、秋天,与人物的思绪紧密结合,借助曲辞,对人物的心事做细腻深入的挖掘。“春”与“秋”的季候,使杂剧中莺莺张生的爱情在抒情方面与诗歌传统充分衔接。传统戏曲的抒情性由此得到了很好的彰显。同时,剧本对“春”“秋”二季的表现又紧扣情节发展,让自然景色为剧情的展开服务。比如在故事的开始,《董西厢》是由叙述者来交代春天:“贞元十七年二月中旬间,生至蒲州,乃今之河中府是也……〔仙吕调·赏花时〕芳草茸茸去路远,八百里地秦川春色早,花木秀芳郊。蒲州近也,景物尽堪描。○西有黄河东华岳,乳口敌楼没与高,仿佛来到云霄。黄流滚滚,时复起风涛。”(卷一)但《西厢记》杂剧则是在莺莺出场时,让莺莺直接唱出心中对春天的感触:“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,门掩重关萧寺中;花落水流红,闲愁万种,无语怨东风。”(第一本楔子〔仙吕·赏花时〕)春日之景牵动莺莺的心绪。剧本用莺莺的唱词倾诉她在暮春时节的愁怀,落花飘零中的伤感,让观众在剧本的开始,就对人物有一种直接、感性的体味,也为莺莺随后的爱情萌动做出铺垫。

张生佛殿偶遇莺莺,一见钟情。《西厢记》杂剧写张生对莺莺的美好感受是“恰便是呖呖莺声花外啭”(〔胜葫芦〕),是“若不是衬残红芳径软,怎显得步香尘底样儿浅”(〔后庭花〕)。写莺莺离去后张生的失落是“空余杨柳烟,只闻得鸟雀喧”(〔后庭花〕)。以春天的景致写张生的“意惹情牵”,表达他的爱慕之情。“心猿意马”的张生因此决定“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”。

“长亭送别”是杂剧中经典的一折。作为主唱的莺莺的曲词在对饯别时刻的摹写中,一再穿插对秋景的歌吟。“碧云天,黄花地,西风紧,北雁南飞。晓来谁染霜林醉?总是离人泪。”(〔正宫·端正好〕)秋空之高远,暮秋的西风、菊花、大雁、红叶,渲染着离别的背景,写出莺莺内心的烦恼与伤心。“下西风黄叶纷飞,染寒烟衰草凄迷”(〔脱布衫〕),风中翻飞的黄叶、烟雾笼罩的枯草,点出秋日的凄凉,也映照着宴席上的痛苦与压抑。“夕阳古道无人语,禾蜀秋风听马嘶”(〔一煞〕)浩荡秋风中的马嘶,宣告着离别,也强调着孤独与寂寞。唱词成功融汇范仲淹《苏幕遮》、王勃《山中》、王安石《桂枝香》、李白《忆秦娥》等诗词的情感和意境,使感情的容量异乎寻常的丰厚,耐人寻味。送别情节的搬演、“愁眉泪眼”的莺莺形象的塑造,与诗歌抒情之美融合无间。

“长亭送别”之后,张生投宿于客店,睡梦中莺莺追赶而来。“董西廂”写张生客店梦醒后是“越越的哭到月儿落”,而杂剧则把《董西厢》对张生“哭泣”的描述改写为张生的唱词:“〔雁儿落〕绿依依墙高柳半遮,静悄悄门掩清秋夜,疏剌剌林梢落叶风,昏惨惨云际穿窗月。〔得胜令〕惊觉我的是颤巍巍竹影走龙蛇,虚飘飘庄周梦蝴蝶,絮叨叨促织儿无休歇,韵悠悠砧声儿不断绝;痛煞煞伤别,急煎煎好梦儿应难舍;冷清清的咨嗟,娇滴滴玉人儿何处也?”(第四本第四折)写秋夜穿过云层的月光,写风吹落叶之声,写促织的叫声、捣衣声,用寥落的秋景、凄切的秋声抒写张生的心情,借助梦醒后的所见所闻来表达张生的思念,丰满剧本对离别伤痛的刻画。

在《西厢记》杂剧对崔张爱情故事的表现中,红娘承担着重要的作用。剧中红娘的唱词亦时时和“春”与“秋”的时序相联系。在“董西廂”中,张生跳墙一段,是用叙述者的视角来写景:“夜深更漏悄,张生赴莺期约。落花薰砌,香满东风帘幕。手约青衫,转过栏干角。见粉墙高,怎过去?自量度。○又愁人撞着,又愁怕有人知道。见杏梢斜堕袅,手触香残红惊落。欲待逾墙,把不定心儿跳。怕的是:月儿明,夫人劣,狗儿恶。”(卷四〔中吕调·碧牡丹〕)但在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杂剧中,则改为红娘主唱:“(红云)姐姐今夜月朗风清,好一派佳致也……〔驻马听〕不近喧哗,嫩绿池塘藏睡鸭;自然幽雅,淡黄杨柳带栖鸦。金莲蹴损牡丹芽,玉簪抓住荼蘼架。夜凉苔径滑,露珠儿湿透凌波袜。”(第三本第三折)“淡黄杨柳带栖鸦”用贺方回《浣溪纱》词,而以“嫩绿池塘藏睡鸭”为对,不但天然巧妙,而且更突出了春日的烂漫色彩。剧本借助红娘的眼睛,由这位事件的参与者来描摹景色,写月朗风清下的池塘、睡鸭、杨柳、栖鸦。用嫩绿、淡黄的颜色,用牡丹芽与荼蘼架,写春色之美、春天的生机。然而,红娘的唱词是写景,又不仅仅是写景。美好的春色是张生跳墙赴约的背景,传达着一种愉悦的心情。同时,也与接下来的剧情反转构成反差。

王实甫在元代杂剧成熟、发展的时期,以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为主旨,重写莺莺张生故事,把《西厢记诸宫调》对春景、秋景的表现,加以重塑,转换为整个故事的结构脉络。以“春”与“秋”为故事的时间框架,把崔张故事放置于一度的“春”与“秋”的转换之间。从春天的相思,到秋日的离别,“思路不分,文情专一”(李渔《闲情偶寄》“结构第一”),使故事的演述凝练、简洁,很好地吻合了杂剧舞台扮演的特性。而在“会和以春,别离以秋”的时间框架下,长于情辞的王实甫用杂剧这种当时盛行的大众娱乐形式,发挥传统文化中对节序的认知、诗歌中春思秋怨的积淀,强化借景抒情的表现手法。通过春景、秋景,把剧中人物的心事、心声透彻地传达了出来,使故事的敷衍具有了充沛的感情色彩,使杂剧的主题得到彰显。

可以说,《西厢记》杂剧发扬了戏曲的特点,借时序使抒情与叙事达成完美的融合,成就一种新的文本范式,一部“万载风流话本”(西蜀璧山来凤道人《新增秋波一转论》)。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,也由此成为文人杂剧写作的精致代表,成为中国戏曲史上的不朽经典。

(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简)

关键词: 王实甫 西厢记